垃圾分类、5G、“国六”、城市更新的经济账

去年8月，华强北重金打造的商业街开放，原来的车行道被整齐美观的步行街替代，一条号称“全国最长地铁商业街”扭转了旧工业区遗迹的糟糕形象。这是深圳市近年城市更新的主要项目。

如今华强北步行街上，令人厌恶的拖车声少了，人流、嘈杂声以及月入过万的职业乞丐也少了。但是，华丽、大气却隐藏不住这条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寒意。

从2002年至2007年，华强北借助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功能手机、MP3MP4、电子游戏机，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。

2007年，苹果发售第一代iPhone手机，人类进入智能手机时代，华强北浪潮再起。

但是，次年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电子加工遭遇重创、出口断崖。

2009年1月7日，中国提前一年发放3G牌照，期望3G成为抗击经济危机的一支“骑兵”。

在智能手机和4G的刺激下，华强北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电子浪潮，进入了“狂野时代”。

那些年，全球电子商家及贸易商云集此地，整条电子街生意火爆、热闹非凡、拥挤不堪。受摩尔定律驱动，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快速更新换代，芯片、电路板、二极管等零配件，以及手机壳、保护膜、充电宝等互补品规模快速膨胀。

这股洪流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电子市场的创富奇迹。中国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，赚得不如一个卖手机壳的多；华为工程师不如手机贴膜商赚得多；深圳白领收入不如华强北职业乞丐收入高。

2013年，国际电子市场出现波动，外贸形势严峻。同时，因深圳地铁七号线建设，封锁了华强北部分道路，电子街市场承受巨大压力。

但是，修筑地铁的围栏，挡不住时代的浪潮和华强北的好运。

2013年12月4日，工信部乘胜追击，发放4G牌照。

4G时代彻底释放了智能手机的能量，“下沉市场”崛起，华强北、互联网巨头分享了巨大的移动互联网红利。

此后，小米、华为、OPPO、vivo为代表的国产手机、无人机、LED、机器人、虚拟现实、新型可穿戴设备、比特币矿机、直播设备等再起涟漪。

虎牙、斗鱼、熊猫、快手、抖音都是4G之后涌现的“下沉市场”，他们加快了手机更新换代，给华强北带来不少拍照手机、智能麦克风、直播设备、外置音箱、镜头、屏幕等零配件销量。

但是，2017年全球手机销量进入拐点，首次下滑了100万台，报收14.72亿台；2018年下滑到14.049亿台。同时，比特币矿机、直播设备红利消失，无人机、机器人、虚拟现实尚未彻底爆发。

华强北电子市场寒意扑面而来，不少商家撤离，大量店铺空置，人气一落千丈，与崭新的地下街形成鲜明的反差。

所幸的是，5G来了。

华强北的商家们，都盼望着5G红利，能够拉动5G电子设备大更新，拯救低迷的电子市场。

2019年6月6日，工信部再次提前发布通信牌照，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。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《5G产业经济贡献》，预计2020至2025年，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.6万亿元，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。

这一次，华强北的好运能否延续？5G时代，能否再创3G、4G奇迹，肩负起稳增长、创巨富的奇迹？

从3G到5G，移动通信牌照一次又一次地扮演“救火队长”，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，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？

与5G升级类似的是，汽车业也在推行新的技术标准。中国近年出台了“国六”标准（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），同时大力鼓励新能源汽车。

不过，与5G技术升级备受期待不同，今年中国汽车业可谓“冰火两重天”：一边是汽车整体销量大幅度下滑，汽车驶入寒冬；一边是互联网、房地产等造车新势力大举进入新能源汽车。

汽车业的技术升级能否激发一拨市场红利？

与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升级类似的是，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工厂环保标准、城市美化标准。各大城市正在大搞城市更新项目，即将铺开“史上最严”的垃圾分类制度。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，以及深圳的旧改与灯光秀。

近年，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性升级。

通信、汽车、能源、环保、城市、卫生、安全等领域的技术、产业、产品以及公共标准都大幅度提升。很多生意人都明显感觉到——以前能这样搞的，现在都不能搞了。

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，日本、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也经历了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。产业、产品、技术标准得到提升，消费安全及福利大幅度增加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安全领域的召回制度以及食品农药残余标准。

如今，这场制度性升级意味着什么？

标准提升，带来的社会效益不可估量，但经济效益如何？能否在经济换档下行中拉动经济增长？是否可以提升消费福利？

边际递增 V.S. 边际递减

标准升级能否推动边际曲线右移？

中国是全球少数在众多领域都有独立标准的国家。不过，在奶粉饮品、自来水、食品农药残留、石油柴油、汽车安全、移动通讯、气体排放、垃圾处理、驾考标准、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的技术及产品标准都有待提升。

中国制度性提升这些领域的标准，最大好处应该是提升了国民的消费安全及健康指数。

从西方的经验来看，制度性升级可以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标准，增加产业投资，促进产业升级及技术换代，提高产品质量，增进消费体验，甚至引发一场高质量的消费革命。

制度性升级，是一次多维度的经济增长方式。

新制度经济学家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·诺斯认为，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，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及变迁将技术成果巩固下来（制度变迁理论）。如产权制度保护专利鼓励创新，产业激励制度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。

中国这一次制度升级，可能是斯密式增长、凯恩斯式增长、索洛式增长、“诺斯式增长”（自定义）的结合体。但是，每一个领域，都有其不同的增长逻辑；侧重点不同，化解矛盾的方式不同，决定了增长速度的快慢。

下面对5G、新能源及“国六”、垃圾分类、城市更新，分别考察技术标准、产业标准（制度）、公共政策、经济政策（财政及货币政策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，并解析其中的增长逻辑。

5G：考察技术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

国六：考察产业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

垃圾分类：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

城市更新：考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

5G增长逻辑：斯密式增长+凯恩斯式增长+索洛式增长，以效率型增长为主

5G是斯密式增长、凯恩斯式增长、索洛式增长的合体，由技术创新驱动，前期政府投资拉动，后期消费市场刺激。

5G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标准，但也是一种产业标准。

这里主要考察技术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。5G通讯技术标准的提升，可以大幅度地推动边际收益递减曲线右移。技术创新（革命）增长的逻辑如图——3G、4G和5G通信技术边际收益率曲线图（蓝色）。

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，2009年3G技术投入商用后，行业收益率从高逐渐走低；紧接着，2014年4G投入商用，直接将通信及相关领域的边际收益率直线拉升；到2019年通信领域的边际收益率又递减到较低的位置，政府提前发放了5G牌照，再次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。

这是技术革命，尤其是底层技术标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经典走势图。虽然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规律，但是新技术可以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，一次性拉高投资收益率，实现规模经济。如此，反复波浪式前进，经济持续递增。

预计，5G将开启一个万亿级别的规模市场。

目前，中国已部署了“环江西带”5G示范城市，预计2020年开始投入商用。5G将促进整个通讯电子以及相关产品更新换代，包括主设备、系统集成、基站天线及射频器件、小基站、光纤光缆、各类电子产品，以及智能汽车、智能医疗等。

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《5G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报告》数据显示：

在直接产出方面，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，预计当年将带动约4840亿元的直接产出，2025年、2030年将分别增长到3.3万亿、6.3万亿元，十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9%。

在间接产出方面，2020年、2025年和2030年，5G将分别带动1.2万亿、6.3万亿和10.6万亿元，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%。

预计在2023年直接和间接产出的边际收益率逐渐开始递减。5G比4G、3G更具外溢性，很可能在中后期带动智慧医疗、智能汽车等相关产品增长，从而间接产出增加。所以，5G边际收益率递减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短期上涨的波动。

5G增长属于良性的效率型增长，既受消费市场刺激，也受政府投资拉动，根本上是技术驱动。

2020年，运营商网络设备投资是重点，预计投资金额超过2200亿，占5G设备支出比重超过80%。2024年，设备年投资额开始下降。其中，包括不少政府投资以及政策激励，以刺激有效需求不足，拉动经济增长。因此5G增长也有凯恩斯式增长成分。

新能源及“国六”增长逻辑：产业制度升级增加私人成本，倒逼技术升级

应用性技术的缓慢进步，无法一次性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，除非底层技术革命。

电动汽车的历史比内燃机汽车还早。在1881年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·特鲁夫就制造了第一辆铅酸电池三轮车。这比卡尔·本茨制造出燃油汽车要早五年。

1900年，欧美出售的4200辆汽车中，40%是蒸汽机车，38%是电动汽车，只有22%燃油汽车。但是，此后电动汽车技术进展缓慢，电池续航能力差，成本及售价高昂，投资收益率很低，一直无法大规模商用。

反观，内燃机技术取得了革命性进步，燃油汽车技术更加稳定成熟。再加上福特发明了流水线生产，成本大幅度下降，推动了汽车边际收益率右移，吸引大量资金投产，汽车从此走进了欧美千家万户。

受环保主义及石化能源紧缺影响，如今全球汽车业的方向再次回到电动汽车。日本、韩国及部分欧美国家大力发展氢能源以及氢燃料汽车，还有一部分国家则发展锂电池以及纯电动汽车。新能源汽车能否规模递增，关键看电池技术创新、成本及商用程度。

“国六”属于产业标准，属于制度性升级，而不是纯粹的技术性升级；考察产业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。

“国六”是指“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”，于2019年～2020年开始实施。目的是通过提升汽车污染物排放的限值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。

理论上，制度性升级可以促进边际递减曲线右移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。制度性升级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式促进经济增长：

一、通过制度变迁增加私人成本

当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时，比如汽车、工厂排污，就会造成福利损失，甚至发生公地悲剧，公共环境受到污染。“国六”出台，实际上增加私人成本，促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平衡，以恢复市场效率，避免福利损失（庇古的私人及社会成本理论）。

二、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费用

比如产权制度、专利法可以降低信息搜寻、合同纠纷、交易风险等成本。又如汽车召回制度可以降低合同纠纷、反复诉讼的成本。

科斯认为，产权制度可以解决以上庇古提出的问题。只要产权明确，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，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，即效用最大化（科斯定律）。

三、通过制度升级倒逼技术革新

这是第一点的延伸。排污标准提升，为什么会促进市场恢复效率？原因是，环保标准提升，会倒逼企业改进技术，提高经营效率，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。新一代汽车大规模商用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。

有人提出，环保标准提升后，很多企业因成本增加而被迫关闭。但这个锅不在环保标准的提升。

因为在低标准下，企业之所以能存活实际上是以污染环境为前提，损失了社会福利。如今提升其排放标准，实际上让其归回正常，并不是提升了他的成本。而是让他的成本恢复到本应该承担的程度。如果企业因此倒闭，属于正常的市场淘汰。成本恢复到应有的水平，短期压力会增加，但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倒逼技术创新。

所以，制度（产权制度、产业制度）创新、升级，与技术创新是一样，都可以推动边际曲线右移，促进经济增长。只是制度不同，效果也不同。产权制度可能带来增长率快速提升；产业制度作用相对间接，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将新能源与“国六”标准结合，可以得出一条制度升级倒逼技术创新的增长曲线（上图绿色曲线）。其特点是：

第一，产业标准的提升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性的，传导机制缓慢。

与3G、4G、5G引发的效率革命不同，国四、国五标准都没有倒逼汽车爆发科技革命，只是促进汽车节能方面的技术提升。国四、国五标准对边际收益率的提升非常有限，增长率波动幅度远远小于通信及电子行业。

国六能否间接倒逼新能源技术革命？

随着国六标准的实施，国五标准汽车将逐步淘汰，车企面临“国六”的环保压力，是否会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的投入？

若新能源汽车，如电动汽车没能爆发技术革命，那么增长曲线也会如国四国五一样平庸。

若氢燃料技术或其它新能源技术获革命性突破，那么收益率会大幅度拉升，大量汽车更新换代触发规模经济，引发一场汽车及新能源产业革命。

垃圾分类的增长逻辑：公共政策升级降低交易费用，但作用具有发散性及滞后性

近期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“史上最严”的垃圾分类政策。该政策要求，到2020年底，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，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；2025年前，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

垃圾分类，是一项公共政策。通过对垃圾分类的研究，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。

首先，公共政策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。

根据巴泽尔、诺斯的国家理论，公共政策属于公共用品，其作用是降低交易费用。这属于“斯诺式增长”。公共政策如何降低交易费用？

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理解，如果公共用品不足，公共卫生糟糕，情况会怎样？

近代欧洲，由于生育率上升，人口向城市集中，公共用品供不应求。城市自来水、公共厕所、排污系统、垃圾处理、公共卫生教育等严重不足，导致鼠疫、霍乱等传染病反复大爆发。

直到1830年代，在霍乱的威胁下，英国才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，由查德威克（经济学家边沁的秘书）推动公共卫生改革，通过了第一个强制性的卫生法案。美国、德国等随后跟进，逐渐建立城市污水系统、公共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。

强制垃圾分类，升级公共卫生标准，可以降低瘟疫、疾病传播带来的风险，降低整个经济系统的交易费用，有助于营造宜居、宜商、宜创新的城市环境。当今世界，经济最发达大城市如东京、伦敦、纽约，都是公共卫生俱佳的城市。

但是，公共政策降低交易费用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、扩散性的。

其次，公共政策增加私人成本倒逼技术进步、经营效率提升。

这一点与“国六”的逻辑是一样的。提升公共卫生标准，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公共环境沦为“公地悲剧”。强制垃圾分类，是通过增加个人、企业的私人成本，使之与社会成本平衡，从而避免福利受损。

由于公共卫生属于公共产品，无法通过科斯的私人产权的方式来解决，只能依靠“庇古税”，即增加税收或罚款。

中国主要生活垃圾构成是厨余垃圾，比重超过60%。厨余垃圾不但量大、且容易变质腐烂，处理起来困难，增加公共卫生的成本。强制垃圾分类后，可以降低处理的成本，同时可能倒逼酒店、超市、菜市场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提升、效率改进。

例如，带包装的精品菜可能会增加，清理好的蔬菜、杀好的鱼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厨余垃圾。清理厨余垃圾的技术进步，可以降低酒店、菜市场处理垃圾的成本。

这属于“斯诺式增长”叠加索洛式增长。

最后，公共政策直接拉动公共消费。

强制垃圾分类实施，大量的公共卫生设备需要更新和新建，同时清洁工人及相关人员增加不少。这在有效需求不足时，属于凯恩斯式增长。

据住建部介绍，目前，全国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。

这46个重点城市已配备厨余垃圾分类运输车近5000辆，有害垃圾分类运输车近1000辆。在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已超过1900万次，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。

2019年将计划投入213亿元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设，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。

所以，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公共消费拉动、交易成本下降、倒逼相关产业技术进步叠加而成的。其中，公共消费拉动短期作用明显，交易成本下降和相关产业技术进步都存在滞后性和不确定性。

所以，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率走势图（如上图黄色曲线），是一条存在不确定性的曲线。整体上，边际曲线右移时间缓慢，边际收益率提升不大；若公共消费拉动可以带来短期增长，但衰退也很快。

城市更新的增长逻辑：混合型、复杂性

城市更新的增长作用比较难判断，更新项目繁多、花样各异，有公共消费（种植花卉、灯光秀），也有公共投资（修路搭桥、建设福利房），也有私人消费及投资（旧改）；有凯恩斯式增长，也有斯密式增长，还有索洛式增长。